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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南院士(中)與訪問者合影。左為田畠真弓副教授、右為吳翰有博士。2014年6月27日攝於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
林南院士於今年(2014)六月專程返回台灣,參加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在台北停留期間,他仍然有許多演講、會議、講學等活動的邀請,行程緊湊而忙碌。國立東華大學《人社東華》電子季刊委託社會學系副教授田畠真弓老師及吳翰有博士,趁著林教授的空擋,在中研院對他做了一場專訪。以下為本次訪問內容的紀錄。
一、興趣相隨的學術之路
如今,樹蔭成蓋、綠意綿延的東海大學文理大道,以及兩旁沿坡而建的仿唐式建築,俱為東海大學除了路思義教堂之外的著名校園風光。五十八年前,東海大學剛創校一年,文理大道上的兩行榕樹都還只是幼苗,校園景觀顯得荒蕪而蒼涼,不比現在樹木成林、綠草如茵的景緻。當時就讀於東海大學外文系的林南,還不過是個青春洋溢、熱情外放的大學生。
林南在大學時代即培養出優異的外語能力與流利的口才,曾經得過全國英語演講比賽的冠軍。當時的他,和同時期的許多大學生一樣懷抱著出國留學的夢想,然而與其說是嚮往,更多的卻是對未來的懵懂,在懵懂中,他探索著未來。就這麼一路從外文系的高材生,經歷奇幻的旅程,竟成為世界知名的社會學家!
由於具有優秀的外語及口才等能力,林南當時以為從事外交官工作會是自己有興趣的職業。但是,他到了美國之後,才發覺台灣的國際處境及政治環境艱困,難有自己發揮的空間,於是他做了一個決定,轉往新聞傳播的領域發展。
林南在密西根大學就讀博士班期間,修了統計與研究方法,這些方法課程奠定了未來他在發展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等課題的重要基礎。但在當時,他對這些課程只是感到有興趣而已,一旦激發了學習的興趣之後,就一路鑽研下去,對他而言,這是順理成章的過程。林南不斷強調「興趣」對其學術研究生涯的重要性,他說:
「當初真的不曉得要幹什麼,大學就是先念了再說,所以我是一面念一面想下一步怎麼走。東西先摸了有沒有合適的,合適以後有沒有前景也不知道,先慢慢走了再說,那時候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策略,沒有這樣想,只是興趣慢慢的開始轉移,轉了以後,我就開始盡量發現我有興趣的東西。」
對於感興趣的課程及研究題目,林南的投入不分日夜及假日,「我就變成習慣了,到現在為止,我沒有週末的,我沒有思考說週末要休息。」
林南後來之所以投入社會網絡的研究,說來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下促成的。他在博士班求學時,遇見Roger老師,這是一位研究社會擴散的專家(Diffusions),經常在南美、非洲等國家從事社會擴散的研究。也因為認識Roger老師,林南接觸到「社會網絡」的概念。他們在海地調查期間,還發生過一個笑話,卻也讓林南明白社會網絡的文化意義:
「我每天去訪問,請村裡的幾個家庭把他們的朋友名字寫下來。到了晚上,我們就畫社會網絡。結果到一個村子,有個人說他最好的朋友是『伊蘇』,可是村子裡找不到『伊蘇』這個人,那很奇怪,一定要找到。後來,隔天才知道原來是『耶穌』、『上帝』。那就是他沒有分別嘛,在現在的社會裡面都會分神和人。可能他有困難就會禱告啦、或是跟耶穌說話。而我們的文化就不會說觀音和菩薩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1960年代的電腦設備及統計軟體不似今日這般先進,所有的電腦程式都採用手工方式進行程式撰寫與繪圖,林南也在此時學會操作電腦與撰寫程式,「那時候,我正好在Roger的實驗室做事情,就接觸到了computer,然後就學習program language,自己練習寫程式,心想:為什麼不自己來寫關於社會分析的電腦程式呢?所以,我自己就寫了,寫了結果還不錯!」
林南鼓勵年輕的學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或領域時,應該多方嘗試,甚至同時進行不同主題的研究計畫,然後在這個過程中累積經驗,不要害怕失敗。這是林南治學的基本態度,他說:
「反正就是做學術,我就抱著一種心情,就是做得出來,就做得出來,做不出來就算了,因為我一向如此。不要認為每件事情做了一定要成功,我也常跟我的學生講,你做五個事情,一個做成功了,那就行了,其他四個不要把它當做浪費,而是當作一個成本、一個投資,做不出來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不成功就把它當作是一個經驗。這樣就不會怕失敗,因為失敗是我預料中一個部分。」
二、跨文化的研究身份優勢
田畠真弓是來台灣求學並定居任教的日本人,林南則是從台灣赴美國學術界發展的華人,兩人皆在異國社會裡力爭上游,成為重要的社會學家。有著這層身份上的交集,林南談到研究者的跨文化身份具有「知己知彼」的優勢,他鼓勵田畠老師善用這個跨文化的身份優勢,全力投入台灣社會與日本社會的比較研究。其次,他也提到年輕學者在做研究時,切勿畫地自限,尤其不要將自己定位成區域研究的專家,否則難與世界學術界展開對話。
林南長期在美國學術界,其跨越文化的研究能力,相較於美國本土學者所見的視野反而更加寬廣,「我始終是在這個主流裡面,我有發言權,而且我比他懂得多啊,他懂的我都懂,我懂的他不懂,那我反而占優勢啊。現在回想起來,這可能是機會的問題。」
「我的看法,就是避免做area study,不要做區域性的專家。」林南指出區域研究容易造成研究者的侷限性,他說:
「因為西方人也是一樣,他都是自己文化的,可是問題在於,他是主流文化,就是說他們有一個很長的學術傳統,學術界都被他霸佔了,他們是一個帝國。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普及性的東西,但是西方的這個概念是錯的。但他不會認為自己是錯的,因為他以為我是主流啊,他覺得外國人應該跟他參照,所以我們處在一個吃虧的地位。整個社會科學讓歐洲、美國學術界給佔據了,但就是因為懂了他的東西之後,你就會發現對話很簡單,因為他有的東西你都懂,你懂的東西他不懂。所以,不要把自己當作一個區域專家,這個當了我覺得是很吃虧的。」
林南進一步鼓勵年輕學者在從事本土社會學研究時,儘管立基在自己身處的社會文化基礎上,但不僅要熟悉國外的文獻,同時要具有比較的能力。「我做了比較,我馬上就可以看到西方人的想法與東方人的想法、行為方式有沒有什麼相同的、有沒有什麼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地方應該怎麼樣去思考?所以,我馬上就可以比較一個概念。」
另外一個學者容易產生的侷限性是將國外的理論直接拿來應用在本土的研究議題上,但是並不清楚外國的文化脈絡,欠缺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生搬硬套的結果,不是太洋化,就是寫出來的東西和西方的研究大同小異。因此,林南認為學者應該努力培養個人對不同文化的接觸與研究經驗,才能打破這種侷限性。
三、「天下的理論,沒有一成不變的!」
林南認為研究者一旦有了跨文化的身份或訓練之後,就能從比較的角度產生學術貢獻。他提起了在接受我們訪問的前一日,在國立政治大學演講後與同學的問答為例子,說明研究者對於理論的認識應該抱持著與時俱進的靈活性。
在政大演講時,有同學向林南提出問題,問他到底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林南回答,這就是觀點上的錯誤,亦即不可以說你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有一部份的東西他能接受,令他非常敬佩,但是有的東西並不敬佩,所以,這樣到底算不算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呢?所以,林南認為不管是理論也好,或是過去那些偉大的學者也好,應該去了解他們的東西是否能直接應用在當今的社會現象,或是必須進行修正[size=16.3636px]。
「我們就要去看:有的對了、有的錯了。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他生在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環境裡面,他的研究受時代環境的影響,現在我們這個環境也變了,怎麼會他講的意義,現在一成不變的拿來運用呢?是不是?比方社會資本,應該以為社會資本是一成不變的,沒有啊,我常常跟我們同學談這個應該要稍微修正的、放另外一些東西進來,這樣反而好,因為是靈活的東西,不是一個死的東西,這樣就能夠保持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就是靈活性,我不一定要把我的東西當作一個意識形態在賣,你跟我不同意見我可以考慮,你如果能把我說服,我就被你說服,現在我這個東西也是幾十年下來,因為這是經驗的東西,這個知識是一個累積,累積的過程中當然有修正。接下來,就是你以後要怎麼運用這多元文化的思考,比有些人只在一個文化裡工作是有優勢的。」
林南順勢也提到現在中國大陸研究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的學者數量龐大,不僅已經有不少學術期刊,刊登以此為題目的文章,例如上海大學的《社會學》期刊、北京社科院的《中國社會學》期刊等。目前對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的研究,在中國大陸是一個主流,對此概念有興趣的研究者,往往是透過這些期刊來瞭解中國學者如何應用西方的理論概念去研究中國社會。然而,相對於中國,台灣社會學界對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本土研究就相對少了很多。
四、社會資本與社會不平等
田畠真弓長期關心台灣及日本的社會資本與產業發展的關係,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東亞各國近年來也都面臨到經濟成長與社會不平等的失衡問題。她提出一個問題:那麼,社會資本的概念是否能處理社會不平等的問題呢?
針對這個問題,林南首先提到近來當紅的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所出版的新書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他表示,這是Piketty很重要的一本書,這本書提到經濟成長之後,勢必會擴大社會上的不平等差距,因為財富越來越集中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富人,過去的理論認為,當經濟越發展,社會不平等就會慢慢減弱。但是,Piketty卻指出,在經濟成長的情況下,財富差距是以直線方式上升的。林南認為Piketty這個概念很重要,經濟越發達,社會就會越不平等,不管是英國、美國、中國、台灣等國,這種差距都是一直往上升的,所以只要有經濟成長就會造成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其次,林南則提出他的看法。一方面,畢竟Piketty是經濟學家,因此在他的書中並沒有分析到享受財富的人是怎樣的人,在性別、家庭背景、種族等方面是否有什麼差異,而這些正是社會學家所關心的面向。
另方面,林南認為Piketty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強,例如他提出一個辦法來解決社會不平等,就是向富人多抽點稅。一般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有錢人有很多力量,譬如說用政治的力量抵制。即使他提出的解決辦法不可行,但是Piketty至少給我們一個概念,要把社會不平等看做是一個可消滅的現象,因為除非經濟停頓,否則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可能就會慢慢的減弱了。
可是,換個角度思考,經濟一旦停頓的後果又是不堪設想的。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面大家希望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又沒辦法解決社會不平等的現象,他說:
「我覺得不要把不平等現象看得太可怕。除非是共產主義,就是回到中國當年的社會主義,一來就是不管你工作多少,一天就給你多少錢,大家一樣。但是後果是一樣可怕,不幹活照樣拿工資,你這個不平等是消滅了,他的後果呢?所以,有些人他願意勤奮的工作,你給他多一點的報酬這是對的。所以,怎麼解決呢?」
林南認為社會資本的概念可以解決不平等現象,其關鍵在於社會網絡能促進社會的流動性:
「有一個很好的機制就是教育,但僅僅教育還不夠,還有其他辦法使這個社會,從下到上都有一個流動的機制,那麼這個流動的機制,基本上就跟他的社會網絡有關係。因為我們都跟我們興致差不多的人一起做朋友,所以低層次老是跟低層次的,勞工階級跟勞工階級做朋友,菁英階級不跟下面的人做朋友,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就是讓底層的人可以接觸到菁英的人,這個就是社會資本要講的,是不是?怎麼樣經過一種弱的關係使他想到,你很願意跟你同樣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也要努力去找跟你不一樣的人,這樣你就製造了一個使你流動的機會,就是說所有人都可以流動。所以跟這個流動的社會網絡就很有關係,這是以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訪談結束之後,林南院士便又趕赴下一個行程。在這場訪談裡,林南院士以前輩之姿善待著我們這些後輩,他的臉上始終掛著和善而親切的笑容,展現出謙沖而自信的態度,熱心分享他的研究經驗及治學精神。跨越文化的藩籬,在不同的社會網絡裡善用自己的優勢,並藉此優勢努力做出好的研究,這是林南院士對年輕學者們最好的身教示範。
作者(訪問者)介紹:
吳翰有,彰化人,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2011年)。曾獲得行政院國科會碩士論文獎(2001年)。博士論文《從「飛地」到學習型區域:地方制度與外資帶動的蘇州經濟轉型》,從制度及歷史的面向,分析蘇州的技術學習體制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是否邁向學習型區域的典範。本研究強調「地方經濟轉型」與「技術學習體制」之間的對偶關係,研究發現地方制度與外資帶動的兩個因素導致蘇州在資訊電子業的產業發展上出現「發展,但缺乏技術學習」的經濟轉型後果。
學術興趣為經濟社會學、中國研究、企業史研究等。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2012年~2013年),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2014年1月迄今)。博士後研究期間,從事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以及台灣企業史等研究。
田畠真弓(Tabata Mayumi),日本東京人,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2007年)。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國立東華大學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曾獲得國立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獎(2012年)。學術興趣為經濟社會學、產業社會學、社會資本、東亞資本主義、技術創新與社會等。近期研究包括資本主義與產業發展機制的台日比較、台灣高科技產業的轉型與技術創新、太陽花學運募款創新機制與社會資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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